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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安平和章伯鈞身影的交疊,是在「大鳴大放」時期。在此時期,知識份子或被重用、或在野,都懷著滿腔對家國的熱忱,提出改革建議。在儲安平的思想裡,他身處的光明日報社,是對共產黨的相對監督作用。但在一黨獨大的「黨天下」旗幟的覆蓋下,一切批評、建言,都被視為右派思想、右派言論。一旦被戴上右派的帽子,就必須走上鬥爭的野台。在一連串黨天下的言論在光明日報相繼發表,甚至在會議上公然提出,儲安平、章伯鈞這一干人右派的帽子是戴定了。高層看到蛇都出洞了,便開始一連串行動。所謂檢討會議,所謂消除內部矛盾,都不過是表象罷了,共產黨的目的還是在於控制人民的思想,強迫人民對黨獻忠,人民可以反對,但是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氣與毅力,不然將熬不過一連串的鬥爭,最後都將痛哭流涕的,在黨的面前「檢討自己」。在一連串鬥爭、檢討後,儲、章二人都走入落寞的生涯。沒有人敢幫他們說話,沒有人敢同他們說話,一旦有所牽連,都會被劃上右派的標記。

是不是心中懷有壯志的人,受到了冷落就必須讀書?之前在看《張學良的幽禁歲月》是這樣,儲安平、張伯鈞也是這樣。閉門研究,或是苦讀,被社會遺忘,好像也只能這樣來證明自己還活著。人活著,心死了,而這樣,是不是也是一種自我欺騙?『儲安平——這個報人、作家,依舊每日放羊、喂羊,每月到九三領一份工資,參加學習,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。他有頭腦,但社會不要他思考;他有精力,但國家不要他出力;他有才能,但政權不要他施展。』

看著儲安平寫的《自語》,心中戚戚焉:

說,這是自己的願,不是勉強,
幫她的忙,為她提隻箱;
或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,
路上有沒有風浪。
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:
「謝謝你,用不著先生——
這樣關切,這樣忙,」
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壁般,
一萬分的失神,一萬分的慌張。

此詩委婉的道出,知識份子為了國家社會的殷殷切切。在他失蹤後,他的朋友們莫不以為他已經自盡,在什剎海邊守著。「死之於他是催折,也是解放;是展示意志的方式,也是證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。通過『死亡』的鏡子,我欣賞到生命的另一種存在。」這樣的死亡,是聖潔的,是勇敢的。

儲安平的晚年十分蒼涼,結局卻十分傳奇。在文革的壓力之下,許多文人都走上自盡的路。老舍在投湖之前,尚說:「黨是瞭解我的。」。在紅衛兵的掃蕩之下,所謂右派,真是破敗一片。共產黨的手段總是如此殘暴,在物質上予以破壞,在心靈上加以催折。儲安平終於受不了,留下了最後一張字條,就消失在世界上。多年後,有人說在美國曾經看過他。『儲安平沒有安息,他正在復活。』

這樣傳奇的結局,是不是真相,其實不重要,因為他的形象、風骨早已烙印在人們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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