＊修煉＊勇氣、謙卑及其他

余英時，生於1930年，四川人。出生後一年，即逢918事件（1931年）。緊接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，余英時隨著伯父撤退到安徽官莊，直到1946年到上海，這九年的時間，余英時一直待在這座十分傳統的村子裡，村裡僅有一間私塾，沒有任何新式學校。余英時就其自身的生活經驗而言，認為在傳統社會講社會主義是沒有用的，因為大家都一樣窮，階級並不明顯。這樣的生活背景，奠定其一生的政治思想。

1949年，余英時前往香港探視父母，一念之差讓他留了下來，不再回到北京繼續學業。時值共產黨初掌政權，其雖未參與共產黨之政治活動，亦未受壓迫，然社會風氣仍然高壓，當其踏上香港地界之時，余英時忽然感覺到所謂「自由」。1950年，余英時進入錢穆先生創辦的新亞書院學習。其間，余英時嘗為雜誌寫稿，贊同「第三勢力」的建立。第三勢力，是謂在國共之外，再建立民主自由，以此，余先生入了「反政府」的黑名單。

1955年，余英時進入哈佛大學就讀，是其首次與現代教育接軌。其學問之淵博，令同儕不著稱其為Renaissance Man（文藝復興人）。是以在文藝復興時期，流行通才教育，造就了一批精通各種領域的知識份子，而余先生正如人文世界的「通人」，精通經、史、子、集。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、研究，余英時瞭解，欲用西方思潮省思中國，是不合宜的，因其時代背景不同之故，如此削足適履，可視為一種文化危機，欲避免，則應思考如何重新建立文化之主體性。

在學習方法上，余先生主張應用「平實」的態度治學，並重視資料，重視證據，避免以過多的主觀影響史實，而欲以更多的客觀資料呈現之。其亦認為，史學要建構在科學的資料證據，是為客觀，史學亦要以藝術的直覺，把握時間次序，是為主觀，由客觀資料中，得到主觀結論，是故二者密不可分。而為時代（當代）的關懷，是史學的基礎，所謂歷史，是一種生命歷程的重新建構。

今余先生已經退休，在美國普林斯頓專事寫作。



（以上資料參考整理自公視【文化大師薪火相傳】系列之「府仰天地人」）